那么，以强调等差之爱为基本特征的儒家仁爱思想是否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身心一体 中国传统的身体观与西方二元分立的逻辑思维不同，是在身心和合中讲分别，合中有分，分则仍合。实际上仁是人性的核心，没有仁，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王阳明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心与身比较起来可以亨通。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又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并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孔子没有明确说明性的善恶问题，而注意的是性作为身心统一的先天本源可善可恶，而心作为后天自我的主宰具有向善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汤浅泰雄，1990年：《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马超 译，中国友谊出版社。所有为着人的发展的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设施都依赖于修身，由此方可达致家庭稳固、社群规整、邦国安定乃至天下太平。
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易传·文言》也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也是从身心一体的角度来谈君子修之于内而发之于外，内圣外王，和谐美好的人格境界。[11]2715孙奭《孟子正义序》云：自昔仲尼既没，战国初兴，至化陵迟，异端并作，仪、衍肆其诡辩，杨、墨饰其淫辞。
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语丛一》云：友，君臣之道也。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孔子的‘道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它是一个大的道理，具有广大的客观性，它是在人的文化发展当中的人的价值，是人的理、社会的理。
专制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指被垄断了的政治权力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其它社会成员只是权力的被动承受者。批判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
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他观殷夏所损益，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仁体礼用，仁智双彰，尽人道之极致，立人伦之型范[9]83，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守成者，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显然，这种合作是一种理想，而他就以这理想作为天下的最高标准。现今时代，天下诸侯力争，正在极力招贤纳士，辅助自己争霸天下，士人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
[11]2680这显然是对儒家经典《易传》汤武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上古时代圣王合一，但现在圣王分立，只有二者合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儒家之所以选择君主政体很大程度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先秦儒家 道统意识 批判精神 。
儒家以道为最高，孔子之道以人道为本。先秦儒家的道统意识强调人能弘道, 道统与政统相涉而又分立，以道为价值理想统摄政统，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专制政体又叫暴君政体。……不只是单纯思想的自觉或思虑认识，而是包含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历史性与前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一个真理实体，对个人及社会形成一个价值目标，也形成一种生活形态。
‘道显然兼指真实本体及达致此一本体的方法。[8]2500勿欺也，而犯之[8]2512，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以道事君就是以仁道事君，从政治哲学上说这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11]2689霸者之民，欢虞如也。郭店儒简《语丛一》云：君臣，朋友其择者也。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所以他倡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12]347认为从道不从君是儒道中的大行。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子思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儒者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
[11]2667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15]141子思敢于恒称其君之恶，即对君主进行批判，这在当时的士人当中非常罕见，为此宁愿远离禄爵而在所不惜。
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德政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孟子抨击杨朱墨翟，正是要在基本人性和人心受到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摧残殆尽的两极分化里开拓出一条‘执中的康庄大道来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周易•系辞上传》）神观念被《周易》大传解释为阴阳运转之道、变化之道、感通之道等等。
《周易•系辞下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但它和God的区别在于：God不仅具有人格性，而且是创造一切形而下存在者的终极存在者，理性化的表达就是所谓世界的本体。
它同时体现在万物的生生与变易当中，所谓品物流行品物咸亨。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所以，道—器、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架构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定基础。[3] 生活感悟乃是先行于形上学建构的，在本源的生活情境中天地神人是共在的，没有存在者的分别，而天地、人神的分离正预示了存在者从共在情境中脱身而出，这预示了哲学形上学建构的可能性。
用一种最为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说，如果我们追问一切形而下存在者的存在是何以可能的？则我们并不能追溯到上帝或者天命观念，而基督教的God则被视为给出一切形而下存在者的终极存在者：上帝用‘道——言语——创造万有[9]。这里的享，就是致献于神的意思。隤然，一点费力气也没有[19]。乾以其知，而为万物所资始，孰谓物以惑始耶？万物同资始于乾元而各正性命，以其本无惑性故。
而观射父所谓民神不杂绝地天通，作为原创时期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却正是对这种本源的生活情境的打破。孔颖达以先后解上下，就凸显了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基的意义。
天下事理皆是由阴阳运行而成，由阴阳运转而万事万物之理可见，而成位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形而下者就是指一切相对的、形而下的存在者，形而上者则是指作为一切形而下存在者之根据的绝对的、形而上的存在者，这在中西哲学中被把握为本体存在者整体等等。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